關於她的青少年：“很多人認為我很奇怪。我沒有很多朋友。也許他們根本沒有。但最終，它扮演了我的手，因為當你不受歡迎並且沒有與他人溝通時，你有更多的時間專注於你的未來。在我的情況下，這意味著搬到紐約和真正的藝術家。在不合格主義的城市表達自己。搖晃和輕，整個世界，被大膽的人包圍。“
關於通過大衛兒子的批評：“這種經歷是非常有益的。真正謙卑的幽默時刻。我可以期待譴責人民模仿手淫，因為我的書“性”的釋放，即使是在國際儀式上的布蘭妮斯皮爾斯的吻。但我並沒有認為我可以懲罰我試圖拯救孩子的生活。 Drusia試圖支持我，提出讓每個女性在分娩時經歷的情況。但這是一個模糊的安慰。就像它一樣，我經歷了它。我活了下來。 ”
關於她的職業生涯：“如果我在工作中或生活中不能大膽，那麼我認為沒有理由存在於這個星球上。”